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同时组建了舞蹈团。戏剧学院初始的演员大部分是来自华北大学三部戏剧系舞蹈科的学员，团长是戴爱莲先生。舞蹈团的演员比中戏的话剧团、歌舞团和管弦乐团的成员年龄都小，在演员中年龄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大的也不过二十多一点。这支由40余名青少年组成的新的舞团，被当时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先生爱称作“娃娃团”。娃娃团的演员们当初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舞蹈训练，大部分是扭秧歌、打腰鼓出身，本人便是其中一员。欧阳院长和戴团长十分重视演员们的专业提高，聘请了在戏曲界有名望的擅长“开法”的刘玉芳先生给我们练腰腿功，著名京、昆表演艺术家如韩世昌、马祥麟、侯永奎等，教授身韵和表演，还请了前苏联的索科尔斯基夫妇教授芭蕾舞基训。当时，我们虽然都已是名正言顺的演员，但我们却享受着学员班一样优越的学习环境。这些名师对我们的教导，院长、团长为我们安排的“补课”学习，为我们日后从事舞蹈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为我日后从事舞蹈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记忆深刻的是，我们当时学习都十分刻苦，除团里安排的课程外，只要有空大家就加班加点地练功。一是，因为知道自己的专业是张“白纸”，不具备为工、农、兵服务的本领；二是，团里的教育和社会风尚的影响。那时我们也“追星”，追梅兰芳、盖叫天、张思德、董存瑞，还有前苏联的芭蕾舞明星乌兰诺娃等优秀的艺术家以及保尔·柯察金、卓娅与舒拉等英雄人物，他们都是我们效仿的榜样。梅兰芳在冰上练圆场，盖叫天在演出中跌断腿后仍坚持演完才下台医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们为国牺牲的事迹都鼓舞着我们，使我们树立不怕困难、不怕苦的意志力。那时大家都在早功上课之前就竞相去教室练习，待老师来上课时，我们不但早已压完腿并且已经踢过了上千次的腿，同时腰也已“担”完、“甩”完了。不管春、夏、秋、冬，天天在四合院的大方砖地上跑半个小时的圆场，我们也常常为掌握一个漂亮的舞姿在大镜子前摆上个把小时，以达到中国舞特有的拧、倾、圆、曲的审美要求。我们曾想尽办法将腰腿练软、练活，不怕疼、不怕累，努力地学习传统的表演技法。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从身高到线条、软度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比例，若以今天舞蹈演员标准来衡量，达标的没有几个。但后来，大家的腰腿基本功即便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也属优等。后来当我成为舞蹈学院的基训教师后，我的有软度、力度、轻快和灵巧的双腿也常常受到师生们的赞赏。我在编写教材时精益求精的学风，也是那时培养出来的。还有一桩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演员当时都自己做软鞋，那是戴先生教的，她告诉我们当初她是如何自己做软鞋的。这样，我们的集体宿舍就掀起了做舞蹈软鞋的高潮，一有空就纳鞋底子。在小组读报时除一个读之外，大家都在做鞋，并交流如何把鞋做得结实耐用又美观的经验。也是在戴先生的传授下，我们学会了在鞋子做好之后，在鞋底受力最强的几处抹上一层胶，这样就更耐用了。后来愈做愈好，鞋底缩小了，鞋子裹脚了，好用又好看。直到1954年我到北京舞蹈学校任教后，因为学校有专门的制鞋室做鞋，才停止了自己做舞蹈软鞋。舞团还有令人难忘的是，“娃娃”们之间如同兄弟姐妹。当时我们集体吃、住，天天在一起，可以说是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工作，可是都很和睦，年长的男的像大哥哥，女的像大姐姐。他们对待比他们年龄小的都十分呵护，并且凡事让三分，不与我们计较，他们在各方面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周都过小组生活会，沟通思想，在会上彼此都能坦诚相见，有啥说啥，毫无顾虑。这为我们彼此增强了解、及时解开一些误会、加强友谊、建立健康和谐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我们团的所在地在大翔风胡同，靠近什刹海的后海，我们也常常结伴去后海散步、观景、谈心，生活是多彩的。那时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都充满了令人向往的美好回忆。在舞团的4年中，各方面都迅速地成长着，因为那是一个团结、和睦，还充满革命朝气、意气风发的集体。那个集体哺育着我们这些“娃娃”们茁壮成长，使我们后来在各自岗位上不是庸庸碌碌，而是发奋图强，努力工作。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永远活在我心中，我要永远感激她。（孙光言）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