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单三娅　戴爱莲,一个在中国舞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字,一个在中国艺术界备受尊敬的名字。当她于2006年2月9日17时34分走完她90年人生道路时,我们更加感到了她的分量。在新华社的讣告中,她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所有这些,她当之无愧。
　　她是中国当代舞蹈教育的开拓者
　　提起中国当代舞蹈艺术,有两个人是必须首先提起的,那就是吴晓邦(1906—1995)和戴爱莲,他们同为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
　　20世纪30年代,14岁的戴爱莲从她出生的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来到英国学习舞蹈,先后师从著名芭蕾舞蹈家安东·道林和现代舞蹈之父鲁道夫·拉班以及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学习芭蕾舞和现代舞。她当时就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艺术门户之中,而是兼收博采,在学习严格的古典芭蕾表演技术的同时,倾心于拉班更加自由的情感表现方法。
　　40年代,她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洪流,将炽热的爱国激情融入舞蹈艺术的探索之中。在香港,她在宋庆龄领导下举行专场义演,她创作的《警醒》、《游击队的故事》、《东江》等一批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斗风貌的舞蹈,使观众为之动容。在重庆,她深切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苦难,创作了舞蹈《空袭》、《思乡曲》、《卖》,有力地控诉了日军罪行,倾诉了沦陷区难民的满腔悲愤。她和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盛婕等一起,举行了“舞蹈发表会”,用他们创编的舞蹈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歌颂爱国军民的战斗精神。
　　在这个时期,戴爱莲开始了她在祖国的舞蹈教育拓荒工作。她先到国立歌剧学校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后来出于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钦佩,应邀到陶行知育才学校开办舞蹈课,与师生同吃发霉的米,同在露天舞台上课。戴爱莲教育孩子们如何做人,如何爱国,尽心尽力地培养着中国未来的舞蹈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后,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期。她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舞蹈演员(华北大学文艺学院舞蹈队);她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中央歌舞团前身);她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后为北京舞蹈学院);她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领导。戴爱莲还担任过中国舞协第一届主席、二至五届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
　　她是民族艺术之根的追寻者
　　终其一生,戴爱莲的英语始终比汉语说得流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中国文化之根不深。相反,她是舞蹈界公认的中国民族舞蹈艺术的奠基人。
　　她的学生、今年同样90岁高龄的舞蹈学院教授彭松说:“她当年回国,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追寻中华文化之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向西方学习,而她却从西方跑回来,一头扎进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战乱频仍,生活艰苦,戴爱莲一方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苦苦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她以极高的热情汲取着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她研究民族学,继而追索到人类学,她发现,中华民族舞蹈之根存在于各民族之中,于是,她踏上了舞蹈寻根之旅。先是瑶山,后来是川北、西康,甚至大西北新疆。她回忆说:“当时去西康地区,山间的道路既狭窄又湿滑,不时有山石坍塌,而旁边就是万丈悬崖,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然而戴爱莲没有退缩,她的舞蹈理念告诉她,艺术的源泉存在于人民之中,只有得到这样鲜活的滋养,艺术的生命才能永不枯竭。在瑶族、彝族、苗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她潜心采风、学习,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她用拉班舞谱记录的八个藏族舞蹈,已经永久珍藏于美国纽约舞蹈中心图书馆和英国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
　　近三年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集、整理、研究,使戴爱莲创作激情犹如火山喷涌,她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1946年3月,“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公演,她带领学生们演出了她创作的瑶族舞蹈《瑶人之鼓》、根据桂剧《哑子背疯》改编的《老背少》、融入昆曲身段的《思乡曲》、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藏族舞蹈《巴安弦子》及《甘孜古舞》、维吾尔族舞蹈《马车夫之歌》等,这些过去不被人重视的民族民间舞蹈登上了大雅之堂,一时风靡大后方,满城皆说戴爱莲,在重庆青年宫一演就是十几场。接着,戴爱莲又带领她的育才学校师生在上海连续演出四场,这股清新、健康的民族舞蹈之风一扫当时旧上海的靡靡之音,青年学生们纷纷效仿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从此登上了现代艺术舞台。1946年秋天,戴爱莲应邀访问美国介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由于没有乐团随行,便由同行的画家丁聪吹竹笛伴奏。新颖的舞蹈同样使美国公众耳目一新,引起轰动,加深了中美两个二战盟国之间在文化艺术上的沟通与了解。
　　新中国成立以后,戴爱莲虽然担任了繁忙的领导工作,但她丝毫没有放松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挖掘与创新。她以高超的编舞技法对流传于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进行再创造,创作了《荷花舞》;她取材敦煌壁画、借鉴京剧中的长绸舞,创作了双人舞《飞天》。1953年,《荷花舞》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55年,《飞天》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这两个舞蹈都被公认为“20世纪经典”,成为传世之作。
　　舞蹈家、舞蹈理论家、《飞天》首演的主演之一资华筠说:“戴先生虽然从小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她对民族艺术和东方审美非常热爱,她80多岁还坐着拖拉机到云南村寨学习舞蹈。她对大众的创造力非常尊重,对民间艺术有很强的提炼和升华能力,能够准确把握不同民族舞蹈的审美特质。她真心向民众学习,绝不像有些人蜻蜓点水般体验生活。她一生虽然没有写书,但她的舞蹈理念全部贯穿于她的作品之中,清晰而坚定。”
　　舞蹈评论家于平认为:戴爱莲从不把舞蹈看成一门封闭的少数人的艺术,相反,她多年来倡导学习拉班舞蹈理论方法,认为应该发扬更自然更合理的人体动作。她在主持舞蹈学院工作时提出:不能搞“学院派”,不能搞一个模子、一个标准,特别是民族艺术,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她在主持中央芭蕾舞团的工作时,力倡中国特色芭蕾的形成。她认为舞蹈者应该追求至善大美的境界。她对中国原生态的舞蹈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并身体力行地崇尚实践着返璞归真的舞蹈风气。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里,陈列着世界上四位杰出女性舞蹈艺术家的塑像,其中之一便是著名雕塑家维利·索科普为戴爱莲而作的塑像。这是世界舞蹈界对她艺术成就的肯定。而每当人们问到她这个问题时,她总是说:我是中国人,荣誉属于我的祖国。
　　她是党的事业的终生实践者
　　去年12月2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区的会议室里挂起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是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在这里为病中戴爱莲举行的特殊的入党仪式。下午,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家正以及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等来到了会议室,专门为戴爱莲主持一个不同寻常的入党仪式。那天,戴爱莲化了淡妆,打起精神坐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久病的老人。孙家正部长握着她的手说:“你追求进步,几十年如一日,我很高兴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而且黄华同志也欣然同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此时,戴爱莲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目光。在赵汝蘅团长的带领下,她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年迈体弱的戴爱莲,此时一字一句,坚定有力,将她一生的信仰都融入这短短的誓言中。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位九旬老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而肃然起敬。宣誓之后,戴爱莲再一次回忆起了她的青年时代,她说:“当我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受到了党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我很幸运,看到了繁荣的今天!”
　　其实,戴爱莲早在英国留学时期,就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她回国后,曾经天真地问周恩来同志能否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她得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时,她从未后悔,也没动摇过,而是以她实践党的事业的一生,证明了自己不愧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接触过戴爱莲的人都对她有这样的印象:率真、坦荡;正如她的舞蹈,美丽、质朴而单纯。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她的一生,演出了经典的舞蹈,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光明日报》2006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