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中国舞蹈理论界敬重的欧阳予倩先生，是一位能够融实践与理论于一身、集许多艺术门类于一体、知识渊博、眼界高远的杰出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不仅在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中颇多建树，同时为中国舞蹈事业、中国舞蹈史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中国舞蹈艺术自古至今绵延不绝，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让这门艺术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跌宕起伏。在这一历史长河中，中国舞蹈艺术在有的历史阶段中，辉煌如天中日，完全以一个具有独立审美品格的艺术品种而面世；而在有的阶段中，她又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艺术表现手段，与其他艺术结为一体，共同发挥着独特的美学作用。这个历史长河中荡漾起的每一朵浪花，都为今天如参天大树般的中国舞蹈事业做了特定的积淀和贡献。要让“建立富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舞蹈文化”这一远大目标得以实现，让中国的舞蹈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拥有一席之地，不研究其在历史上的流变和沿革是难以做到的。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中国舞蹈史的研究，一直都是个空白。1949年后，随着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事业蓬勃而健康的展开，舞蹈史学研究也终于迈出了它艰难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中国舞蹈史学这艰难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就是在欧阳予倩先生的亲自导引下开始的。
　　一、欧阳予倩与中国舞蹈艺术的不解之缘
　　虽然终生从事戏剧研究，但欧阳予倩与舞蹈艺术始终有着不解之缘。年轻时，作为戏曲表演艺术家，欧阳予倩熟知传统舞蹈的各种表达方式，舞蹈技艺很高。他善于运用身段和表情来刻画剧中人物，并有着极好的舞蹈感悟力和艺术感染力。欧阳予倩在他表演的戏曲中，举止动静，总是以流畅的线条和精湛的身段把其中的舞蹈部分表现得行云流水。“南欧北梅”的赞誉，除了是对欧阳予倩在戏曲艺术上唱功考究、中气充沛、嗓音清越的肯定外，同时也有称赞他在舞蹈上充分显露出富有魅力的才气和天分的含义。比如，欧阳予倩所表演的长绸舞就尤见功力，双手舞动两丈长的长绸而不用绸棍，如果没有很高的技巧是不可能高质量完成的。然而这种高质量的舞蹈技艺，是靠他不懈的坚持训练分不开的，比如，仅练舞绸一项，欧阳予倩就曾练得手臂都肿了。没有这样的苦寒，怎会出现梅香呢！由此可见，欧阳予倩的高超舞功，得宜于他长期的苦练。同时，欧阳予倩在戏曲艺术中对舞蹈的开发和利用，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对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建国伊始，为了祝贺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他担任编剧并组织排演了由戴爱莲编导并主演的芭蕾舞剧《和平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芭蕾舞表演。不久，在他的主持下，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由戴爱莲任团长的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中国国家歌舞团前身）宣告成立。这一国家级歌舞团体的成立，给中国的音乐舞蹈艺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后来，他又在中央戏剧学院先后主持开办了由吴晓邦任教的“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舞运班）和由朝鲜舞蹈家崔承喜任教的“舞蹈研究班”（舞研班）。这两个班为中国的舞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全国舞蹈艺术团体培养出新中国的第一批舞蹈人才。沐浴着阳光和雨露，这两个班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舞蹈事业的栋梁之材。1956年，欧阳予倩担任了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小组的艺术指导一职，他带领着中国第一批从事舞蹈史学研究的研究者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一片干涸的荒原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在他悉心的浇灌和培育下，新中国第一批舞蹈史学研究成果破土而出，第一代舞史研究专家健康地成长起来，像今天屹立在中国舞蹈史论界的大学者如王克芬、彭松、董锡玖、孙景琛等，都得到了欧阳予倩的指教。而在1960年，欧阳予倩不负众望，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欧阳予倩与中国舞蹈艺术，的确有着不解之缘。而正是由于他对舞蹈艺术的热爱，让他为中国的舞蹈事业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二、欧阳予倩渊博的舞蹈知识
　　欧阳予倩对舞蹈艺术的了解十分深入，而这种了解完全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十分丰富的舞蹈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修养，在中国文人中并不多见。
　　已故的中国舞蹈一代大师吴晓邦，一生与欧阳予倩交往密切，吴晓邦一直视欧阳予倩为良师益友，并认为在与欧阳予倩的交往中，自己获益良多。他们之间的友谊始自20世纪30年代中叶，当时，吴晓邦与已经声名显赫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欧阳予倩，同住在上海颖村。而吴晓邦于1935年开办的“晓邦舞蹈研究所” 就是在颖村进行的。那时，由吴晓邦倡导的新舞蹈艺术在中国社会尚不为人知，他正忍受着一个启蒙者的艰难与孤独。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吴晓邦的新舞蹈艺术启蒙与传播工作，引起了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欧阳予倩的关注。
　　两位艺术家一见如故，共同的志趣和话题让他们经常促膝长谈，而且往往一谈就是一整夜。令吴晓邦十分诧异的是，欧阳予倩掌握的舞蹈知识竟是如此厚实，对舞蹈的认识竟是如此精深，他不但对东方的舞蹈形式了如指掌，如中国的舞蹈、日本的歌舞伎等，他甚至对西方刚兴起不久的现代舞蹈及其各种流派、以及现代舞之母邓肯的情况，也了熟于心。这让吴晓邦倍感钦佩，他当时就认为，欧阳予倩与一般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不同，他不但在戏曲艺术上做出很大成就，同时视野开阔，兴趣广泛，对文学、诗歌、音乐、舞蹈、以及“五四”之后兴起的新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均有水准很高的鉴赏能力。
　　另一位当代舞蹈大师戴爱莲在回忆欧阳予倩时，由衷地认为他是一位品行优秀的君子，是一位有品位的伟大艺术家。早在抗战期间，戴爱莲曾两次去广西桂林，都与欧阳予倩有过令人难忘的交往。最令她念念不忘的是，由她编导并表演的《哑子背疯》，正是在她第一次赴桂林时，通过欧阳予倩的介绍才让她了解到了戏曲中“哑子背疯”的表演形式。欧阳予倩为戴爱莲打开了一扇探研中华文化的大门，让戴爱莲受益匪浅。
　　从这些舞蹈大师们对这样一些往事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欧阳予倩的确是一位学贯中西、阅历广泛、知识丰富、修养独到的难得的表演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能做到这样，虽然与他的天分有关，但更与开放的心胸、努力的汲取有直接关系。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相反，他认为自己很苯：“我不仅笨，而且很笨，我自知不聪明，便万万聪明不得，于是主张说笨话，干笨事，作笨工夫。”正是在如此自知的思忖中，欧阳予倩反而通过努力获得了通向“聪明”的一把钥匙和机缘。
　　三、欧阳予倩为中国舞蹈史学研究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1956年，在欧阳予倩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第一个机构——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下设的“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小组”，成员有王克芬、彭松、董锡玖、孙景琛等人。欧阳予倩对这个小组的工作，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亦步亦趋地指导着这些在当时尚为舞蹈史学研究新人的每一项工作。他手把手地向年轻人传授如何做学问，亲自带领他们去拜访各方研究大家。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之后，他们的心血初见成效。在欧阳予倩的辅导下，研究组成员齐心协力，从浩瀚的唐代诗歌中编选出了显露出一定学术功力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一书。该书的问世意义深远，它不但结束了中国舞蹈史学领域的空白状态，更是开启了舞史研究的一代新风。
　　欧阳予倩奠基性地开拓了中国舞蹈史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他是在利用自己常年积累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舞蹈史学的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外国有谚语说：“一个好的开头，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欧阳予倩为中国舞蹈史学研究所奠定的基础，扎实有力，让中国舞蹈史学研究工作受用终生。今天已经硕果累累的王克芬研究员在回忆欧阳予倩的帮助时认为，他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严谨的学术精神和谦和的为人品格，无一不是他们当年这些年轻人的典范。特别是欧阳予倩所提倡的舞蹈史治学方法论，即结合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和现存的舞蹈形式相对应的研究方法，至今都是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法宝。
　　而在欧阳予倩的主持下完成的《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和《唐代舞蹈》这两个项目，对中国舞蹈史学研究以及中国舞蹈理论的建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开创性和典范性意义，它们标志着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开端。回顾欧阳予倩对中国舞蹈史学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是中国舞蹈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田汉先生誉欧阳予倩为“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典型的金桥”。让我们庆幸的是，这座金桥又在舞蹈界继续铺设。光未然先生称欧阳予倩为第一个把外国芭蕾介绍到新中国的人。这位被中国戏剧界尊为“一代戏尊”的文化大师，虽功绩卓著、盛名远播，但却虚怀若谷，从不炫耀自己，他早在1929年写作的《自我演戏以来》的结束语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不过是一个伶人，一个很平淡的伶人，就是现在我虽不登台演剧，也不过是一个伶人罢了，我对于演剧自问颇忠实，作一个伶人大约可以无愧，有人说我有相当的学识，与普通的伶工有别，这是过去的笑话，难道一个伶工，像我这样一点点浅薄的知识都不要吗？”在我们庆祝由他开创的中国舞蹈史学研究50周年的今天，读到这样的文字，除了倍增对欧阳老的敬重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中国艺术报》200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