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戏 | 吴戈：中国戏剧教育的红色主线——回望母校（一）

作者：吴卫民，云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硕士，上海戏剧学院文学博士。1987年8月-1990年6月，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戏剧历史与理论方向”研究生。1993年-1997年，云南艺术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戏剧系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主任；1998年-1999年公派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访问学者；2000年9月-2016年3月云南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2016年3月-2021年1月云南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以吴戈为笔名出版个人学术著作22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计约学术文字800余万字出版。

一、三级阶梯，一根红线

38年前，1987年夏天，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成为“中外戏剧历史与理论方向”的研究生，中央戏剧学院成为我的母校；38年后，母校75周年建校纪念日来临，我回望母校的办学历史，将关于母校的认知连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

38年前，我生活学习的校区在北京市东城区东棉花胡同39号；38年后，我不断回到母校，在母校的北京市昌平区宏福中路4号新校区和东棉花胡同39号老校区来回穿梭，印象杂沓，意象叠加。

38年前，母校在25亩土地上聚拢了数百学生，进修生、留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锅烩”，跟随着一群戏剧宗师，徜徉在戏剧的世界里，浪漫诗意也自由随意地栖息在一个外面嘈杂、内里安静，陈旧局促却绝无破败之像的院落里，踏实坚韧地起步、朝气蓬勃地发展于老北京东城区保存得还算完整成片的灰扑扑的胡同院落群当中。南北贯穿于北京城的“中轴线”——鼓楼、煤山、故宫、前门的一线，是京城所谓“龙脉”所在，而母校就在这“龙脉”鼓楼大街东侧不远的气脉上成长。

38年前进入母校念书时，马路上还不大会塞车拥堵，每学期放假回家，乘坐104电车去火车站极其方便。返校时，出得火车站，跳上104路电车，由南向北，一般半个多小时就到北兵马司站下车，过马路钻进东棉花胡同往西走不远，经过东棉花胡同22号，那是母校的招待所、食堂和澡堂子所在。再往西走两三分钟就到胡同39号的母校前大门了。母校在东棉花胡同的校区有3道门脸，一道是今天看到的古香古色的大宅门，38年前还是当时中国各种单位司空见惯的一色的大铁门；另一道就是今天设了门禁系统的出入主门，在沿胡同排列开的三道门的中部；接下去就是东棉花胡同与南锣鼓巷交叉口实验剧场的入口处了。那时的东棉花胡同、南锣鼓巷胡同里，有车族很少，小店却很多，那些小门小脸儿的杂货店小吃店你挨我挤、勾肩搭背地“靠”在一起，煎饼馃子摊儿褡裢火烧店儿豆浆油条卤煮火烧炒肝儿豆包儿铺子应有尽有，让中戏学子下课晚、赶不上食堂的饭点儿时，有不少小吃可以选择。更主要是，这种胡同文化极大地方便了母校学生观察地域特色生活，满足了师生们剧情构思、人生畅想、聊戏谈天侃大山的课余空间需求。

窄窄的胡同里，藏着虎跃龙腾的海阔天空。

38年后，母校拥有两个校区，其中，东棉花胡同的老校区，像是一只被雕琢得古香古色、精巧精致的盆景，一副淡定从容的表情，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心境，不动声色地将自己屏蔽在锣鼓巷胡同的嘈杂之外。实验剧场像一个临街的屏障，将市井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脚步杂沓和人头攒动给截住了，让这所名闻遐迩的艺术高等学府神态安详、雍容大度地坐落在那里。

游人在南北向的南锣鼓巷逛够了玩累了，漫步中来到母校剧场围栏大门外往东一拐，就进入了东棉花胡同。倦怠的眼神无意间触碰到中央戏剧学院门外的墙上整齐排列的金字招牌，不由得眼睛一亮，往往就会停下来打量一番、琢磨一阵、惊叹一会儿：世界戏剧教育联盟、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会、国际舞台美术联盟、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中国戏剧家协会导演艺术委员会、中国音乐剧协会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戏剧文化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原来，这里有世界一流、中国顶尖的戏剧艺术“大宅门”！

原来，这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院校！

原来，这静静的小院落里藏着一所声名远播、培养的人才占据了中国戏剧影视领域“大半壁河山”的中国最高戏剧学府！

其实，我的母校，这所筹办于1949年8月的戏剧学院一开始有过两个校名：毛泽东主席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个月零4天，为我的母校写下了“国立戏剧学院”的校名！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核准将“国立戏剧学院”更名为“中央戏剧学院”。母校从“国立”到“中央”，国家的定位，核心的位置，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与艺术教育事业里，占据着显赫的位置。

其实，如果讲“办学的血脉”，母校并不是从1949年8月才开始的。实际上，1950年4月2日的成立大会，只是母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发展阶段的一个新起点，母校办学，有更久远的起点。

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旧址

回望母校，我的眼光越过历史硝烟，看到了1938年4月10日正式成立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同样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校名，那雄健的大字，如今被镌刻在延安东郊的桥儿沟一个国家文物保护建筑天主教堂前面。那就是母校的前身——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址。

回望母校，我的目光在主要办学者名单上流连，他们在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办学者的名单上出现和再现过：鲁迅艺术学院的院务委员会由沙可夫、周扬、李伯钊、吕骥、张庚等组成。其中，作为鲁迅艺术学院第一领导人的沙可夫，后来任职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职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的李伯钊，后来任职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书记；时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的张庚，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时任副院长……实际上，张庚在年轻的共和国调兵遣将成立国立戏剧学院时，曾被任命为“中共国立戏剧学院党组书记”。

这是一份中国共产党开展戏剧教育的红色领导人名单，这些红色领导人开展艺术教育事业背后的意义，深刻且动人。

1938年1月，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的话剧《血祭上海》，引发热烈反响。看完演出后，毛泽东建议：以演出者为基础创立一所艺术学院，为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为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培养艺术干才；为“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培养干才、创造作品。这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诞生缘起。

毛泽东等人署名《创立缘起》

创建鲁迅艺术学院的发起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他们联合发表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说：“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乃是刻不容缓的工作。”1938年1月建议，2月筹备，毛泽东、洛浦、周恩来和延安的社会名人组成了校董会，4月10日就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暨成立大会了，毛泽东到会讲话，4月28日又到学校讲课。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骨干的学校，而且是培养戏剧人才的艺术学校。

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作报告

戏剧，是中国共产党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文化斗争的重要方面。中国戏剧尤其是中国话剧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迅猛发展，中华民族最广泛最深入地知道祖国、认同民族、感知家国共同命运，也就是从宣传同仇敌忾地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民族战争中真正深入地开始的。仁人志士的奔走，思潮舆论的呼号，关于中国所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启蒙”工作做了几十年。然而，真正的转机来自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团结抗日、民族自救，来自土地革命和民族战争“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伟大实践。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确定了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强调了战略相持阶段的游击战、游击队的战略意义和全局观点，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主动权等重要的问题；1939年8月，鲁迅艺术学院入驻桥儿沟天主教堂，一直到1945年。

旧躯壳有了新灵魂，旧中国有了新火种，洋建筑被灌注了中华民族自我拯救的新精神！就这样，鲁迅艺术学院从延安走向了晋东南战场、晋西北战场、华中战场、华北战场、东北战场……走向了新中国，走向了中央戏剧学院！

实际上，回望母校，我的眼光延伸得更远：其办学源头，还不是起始于延安，红色的戏剧文化和教育活动在红军时代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中央戏剧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办学者阵容里出现过的沙可夫，在更早的戏剧教育活动中便出现过：他曾经是“红军戏剧”活动中最活跃的导演和剧作家，实际上是当时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苏维埃大学副校长；而后来作为鲁迅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主要领导成员的李伯钊，曾任1933年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前期称“蓝衫团学校”，亦校长）。往后，红色的办学血脉延续，党的戏剧教育事业的传承，脉络清晰。

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宣传队的“红色戏剧”、“红军学校俱乐部”的工农总剧社、到江西苏区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到“鲁迅艺术学院”，再到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共产党办学培养戏剧人才的这根“红线”，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中国戏剧人才培养的教育事业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现实和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戏剧队伍锻炼和骨干人才培养也是在这滚滚的文化洪流中展开的。

高尔基戏剧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三级阶梯，脚步雄健；力量衔接，绵延壮大。借用早年坊间流行的一句话：根正苗红。这用来概括我母校的办学历史，真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