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至6月1日，由中央戏剧学院举办、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承办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成功举办。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俄罗斯、日本、美国的4位国际专家参会，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台北艺术大学等中国众多高校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并从前期会议征文中选取了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安徽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的十余名青年学者参会。与会专家学者共同追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艺术本体，回顾斯氏体系与中国现当代戏剧的交互发展历程，并探求和展望在中国未来的戏剧影视人才培养中，斯氏体系的鲜活生命力和实践可行性。
5月30日上午，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教授发表了题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当代中国戏剧》的开幕演讲，回顾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译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到访中央戏剧学院实践教学，斯氏体系曾对中国戏剧影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郝戎表示，当前，我们要对斯氏体系再研究和重新认识，要将理论研究和实验创作相结合，努力创造具有民族气象的中国演剧体系。
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徐晓钟教授发表了《我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识的过程》的演讲。徐晓钟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对于我国话剧表演艺术，曾起到“表演教科书”的作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体验基础上的再体现的艺术”的学说对中国的表演艺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前，我们对于其艺术理念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作为现实主义表演基石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值得戏剧从业者进一步思索和实践。
俄罗斯当代著名导演艺术家阿道夫·沙彼罗教授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己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为题，回顾了斯氏体系的艺术发展历程。沙彼罗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向人类展现了一种戏剧的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强化了表演艺术的心理因素，使得表演者获得一种“诗性”的气质。
俄罗斯国立舞台艺术学院的谢尔盖·切列卡斯基教授发表了题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115 年的发展逻辑》的演讲，他从个人教学经历切入，强调斯氏体系的当代实践应该是一种灵活性、有机性的创造过程，表演者要融入个人生命经验。切列卡斯基教授非常重视斯氏体系在课堂教学中的落地和应用，他提出从业者要根据教学特点，创设更丰富多样的基础性训练。
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厦门大学教授陈世雄以俄罗斯当前的斯氏研究和2022年的历史新变化为切入点，发表了题为《从2022年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历史命运——新的挑战与新的研究方向》的演讲。陈世雄为参会者分享了俄语世界中最新的斯氏体系理论研究成果，并详细分析了其基本理论指向和认知局限，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经验。
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发表了题为《斯坦尼体系与梅兰芳是否相通？——兼论中国演剧体系的构成》的演讲，阐发了斯氏体系和中国戏曲在艺术内质上的共通性，并充分肯定了好的戏曲演员在情感表达上的完满性。此外，孙惠柱还多次强调，斯氏体系研究绝不能空谈理论，必须与创作实践相结合。
5月30日下午，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林荫宇以《斯氏体系在当代实验戏剧导演创作中的应用》为题，回顾了自己对斯氏体系的学习经验。她以切身经历强调，斯氏体系是表导演创作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之一，能够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中央戏剧学院刘杏林教授发表的演讲题为《特里波列夫的舞台——<海鸥>舞台设计的“新形式”之路》，他以1898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开创性演出《海鸥》为起点，纵向探讨了一百多年来世界范围内这一剧目在不同时期的舞台设计特征，及其所反映的普遍性剧场美学走向。他认为，这些发展变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最大关联在于都是对演出艺术认识进程的组成部分。
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钟明德教授以《迈向圆满行动的格洛托夫斯基方法》为题，对比了格洛托夫斯基方法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在艺术创作中的共通性，并从“我们的原则、自我纪律、个人化、障碍的消除和程序的编排”等五个角度，对格氏方法的艺术机理进行论述。
中央戏剧学院夏波教授发表了题为《重提斯坦尼的必要》的演讲，他认为当前中国对于斯氏体系的认识不够充分，必须反思现状，解决问题，从而使我们的戏剧创作真正走上科学良性的发展道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演剧文化的互动过程，受到了诸多学者的热议。5月30日下午，中央戏剧学院客座教授、著名导演易立明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发表了题为《从安东·契诃夫到哈罗德·品特——变化中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演讲，易立明以契诃夫剧作和品特剧作中的文本段落为切入点，探讨了如何用“熟知的传统方法进行现代戏剧的舞台实践”的问题。
来自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的徐琪教授以《梅耶荷德与斯坦尼体系》为题，梳理和分析了梅耶荷德戏剧理念与斯氏体系的互动关系，并聚焦于梅耶荷德新戏剧教育原则的创立与舞台革新实践，深入探讨了梅耶荷德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彼此交融、互为镜像的关系，强调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梅耶荷德戏剧思想的世界意义及深远影响。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彭涛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契诃夫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他通过对契诃夫《樱桃园》段落的文本细读，展现出契诃夫文本的丰富性，并说明正是在契诃夫剧作的辅助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找到了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具体材料，后者的体系也在排演契诃夫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
南开大学的王丽丹教授演讲题目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纪实戏剧的发展流变》，为我们展示了当代俄罗斯演剧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类别：纪实戏剧。她认为，这种演剧类别重构了俄罗斯戏剧文学的伦理观念，促进了当代俄罗斯戏剧文学整体社会功能的加强。
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王树福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彼此交织相互渗透的现象”：白银时代俄罗斯戏剧理念的诗学对话》，他从白银时代俄罗斯戏剧理念出发，认为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一时期，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戏剧理念彼此交织、互为渗透，构成了白银时代戏剧理念的诗学谱系。
斯氏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和影响也同样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5月31日上午，日本摄南大学名誉教授濑户宏发表了题为《日本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历史和特色》的演讲，他从近代斯氏体系对日本演剧的影响出发，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斯氏体系在日本的传播样态。
中央戏剧学院姜若瑜教授以《“方法派”本土化的研究与实践》，深入分析了“方法派”与斯氏体系的沿承关系，她从自身教学经验出发，总结了对“方法派”持续近三十年的本土化探索及运用研究。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音发表了《欧阳予倩对斯氏体系的认知与辨识》的演讲，她认为，欧阳予倩一直关注、学习、研究斯坦尼体系，并在认知中借鉴、在辨识中批判，促进自身的戏剧观。此外，高音还从《欧阳予倩全集》重编的工作经验出发，提醒研究者们，应该注意一些被时间遮蔽的历史文献，从中发现戏剧大师们内在的精神联系。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玛丽亚·霍恩副教授以《精湛的表演方法论——以斯氏体系为基础，透视斯特拉斯伯格的美国方法派》为题，梳理和讨论了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斯特拉斯伯格的方法表演的历程和发展，强调“方法”具有鲜活感和时代性，且一直处于变化和发展中。
作为表导演教学的基础性理论，斯氏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在演剧实践中的应用是参会专家们的热议话题。5月31日下午，中央戏剧学院姜涛教授以《库里涅夫从“元素”到“小品”的表演基础训练》为题，回顾二十世纪中叶苏联专家库里涅夫赴华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教学情况，强调了在当今表演训练课中，各项基础元素练习的重要作用。
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贾力苈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李·斯特拉斯伯格：从〈母亲〉的排演说起》的演讲，她以布莱希特流亡美国期间与剧院联盟合作排演的《母亲》一剧为例，阐述了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李·斯特拉斯伯格等表导演大师在美学创造中的共鸣与冲突。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轶伦老师的演讲题目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传统与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戏剧课程模式》，她以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的课程培养模式为例，详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演剧思想和科学方法对今天俄罗斯表导演教学的影响。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乐发表了题为《苏联戏剧专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尝试——以话剧〈暴风骤雨〉为中心的考察》，他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来华排演话剧《暴风骤雨》为实际案例，展示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中俄两国艺术家的默契合作，分享了中苏戏剧交流史中的实践经验。
不仅如此，在百余年斯氏体系的发展和变化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文化语境、艺术材料、演剧形态对其发展的深刻影响。5月31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帆副教授以《近现代中国英文报纸中的斯坦尼》为题，对比了近现代中英文报刊中的斯坦尼研究史料，试图阐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和发展。
浙江传媒学院的易艳老师以《浅析舞台布景师维克多·西莫夫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重要贡献》为题，分析了在斯氏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维克多·西莫夫的舞美空间及视觉元素呈现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风格、导演手法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其发言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契诃夫剧作为切入点，论述了演出中舞台美术的面貌及其作用。
厦门理工学院的牟英杰老师在《斯坦尼体系的导演属性及体系对戏曲导演制的影响》演讲中认为，学界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兼具的导演属性的论证未有充分开掘。作为斯坦尼体系附属产物的“导演制”也随体系在中国的推广而逐渐夯实了基础。受新中国戏曲改革的影响，戏曲艺术也与导演制开始结合，其过程实则不易。
5月31日晚，为配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当代”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联合现代剧本翻译创研中心邀请《契诃夫的餐桌》在昌平校区小剧场2演出。该剧打破了线性时空叙述，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契诃夫、当代戏剧创作者等人的跨时空交流，展现出戏剧创作者真实的心理状态和现实境况。演出结束后，该剧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学院师生的热议，收获了良好的观演效果。
6月1日上午，研讨会特别开设了“青年学者”单元，来自国内外高校的11名青年学者，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音和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厦门大学教授陈世雄，以及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的主持下，共聚一堂、畅所欲言。
在发言中，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后黄小轩引入爱森斯坦的回忆录与课程内容，充分还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梅耶荷德两种戏剧流派争论的语境，为与会者带来理解两位伟大导演之间的分歧与共见的新维度。来自安徽艺术学院的杨浩尝试从心理学理论与实验入手，阐释心理学视角下情绪记忆在实际演出过程中所暴露的不稳定性。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科研助理薛法森从斯坦尼“歌剧体系”出发，梳理了斯坦尼-丹钦科音乐性剧院的发展脉络，并联系当今该剧院剧目，展现了在斯氏歌剧理论遗产的影响下，俄罗斯当代演剧的舞台创造。汪成荫则关注到了奥布拉兹佐夫在木偶剧创作方面的探索，他梳理了奥布拉兹佐夫艺术生涯中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并试图辨析奥氏在木偶戏编、导、演体系建立中对斯氏体系的运用和扬弃。
来自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吕乾昊以俄罗斯导演阿纳托利·瓦西里耶夫的“戏剧艺术学校”为例，概括了瓦西里耶夫的实验戏剧诗学理念。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姜书诚关注于瓦赫坦戈夫导演的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并力图勾勒瓦赫坦戈夫流派与苏列尔日茨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梅耶荷德等导演的互动影响及其表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郭羽思则从焦菊隐的排演经验出发，探讨焦菊隐导演在“形体动作”视域下审视和运用戏曲程式，从而进行“话剧民族化”实践的创造过程。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刘雨馨探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有机天性的哲学内涵，其中主要分析了有机天性的动物性，精神性的哲学内涵与戏剧表演之间的关系。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房开颜从郑君里《角色的诞生》出发，以详实生动的史料分析，力图透视中国早期戏剧家对斯氏体系的接受过程。南京大学博士生孟威以当代数字剧场为例，探讨了在剧场艺术“现场性”视角下，戏剧表演在幻觉主义层面的复归。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李云平则以日本“新剧运动”为例，探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日本戏剧界的传播与接纳过程，并分析了斯氏体系对日本戏剧理论建设的具体影响。
2024年正值“中俄文化年”，中国和俄罗斯正迎来艺术交流、合作的新契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作为戏剧影视领域的重要理论方法，不仅提供了重要的表导演教学经验，更构建了中俄两国重要的文化桥梁。中央戏剧学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为未来我国的戏剧教育、斯氏体系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硕果和实践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