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王敏 说起戏剧，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频频出现在舞台和荧屏上的演员，然后可能是导演、编剧等等。作为一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完全不是明星，没有任何光环的笼罩，他总是在与舞台遥遥相隔的地方，勤勤恳恳地为自己钟爱一生的戏剧做着最基础的理论工作，为此，他贡献了一生，也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出版了专著《论戏剧性》、《戏剧艺术的特性》、《世界名剧欣赏》、《论影剧艺术》、《戏剧本体论纲》等。在谭霈生与戏剧结缘的半个多世纪中，戏剧艺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而他对戏剧的热爱和作为戏剧人的匹夫之责从未改变。
　　误打误撞结缘戏剧
　　“高中毕业后，我是误打误撞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回忆当初，谭霈生这样说。1952年，参加高考的谭霈生报考的本是一所非艺术类院校，当别人告诉他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时，他还一头雾水地跑到学校去问：“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原来，那一年招生，中央戏剧学院得到一个“特权”——可以从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挑选10个录取。就这样误打误撞，谭霈生开始了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本科学习生涯，学习编剧专业。也是从那时开始，谭霈生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戏剧，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戏剧。
　　1956年，谭霈生本科毕业之时，许多年轻人带着青春的激情奔赴北大荒，满腔热情的他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经过四年本科的学习，以前那个完全不知戏剧为何物的他已经被戏剧深深吸引，他认为，学的是编剧、是创作，就应该深入生活，充分地去体验、去感知。但由于他的优秀表现，学校已准备让他留校，在团委工作，不批准他到北大荒。在百般劝说下，一心想搞创作的谭霈生和学校达成了协议：工作3年，想走就走。
　　3年过去，谭霈生依旧没有忘记他的编剧梦，大学期间的一幕始终印在他的脑海里。当他所写的剧本在学校上演时，戏剧大师曹禺也观看了演出，并留给他一句话：“路子是对的，继续写。”这句话鼓励着他在3年之后，再次提出要离开学校，一心搞创作。这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开班招生，筛选过程非常严格，谭霈生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学校保送下进入了研究班。
　　在研究班学习的3年之中，谭霈生接触到了更广泛的戏剧知识，也撰写、发表了很多文章，从理论方面对戏剧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和认识。他说：“在戏剧文学系学习时，读剧本特别多，但理论方面的很少涉及。所有戏剧理论方面的书籍都是在研究班时读的，一下子就钻了进去，非常有兴趣。那时和同班同学谈论起戏剧理论研究来，觉得幸福极了。”1962年研究班毕业，谭霈生开始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教授戏剧理论、戏剧美学等课程。
　　一生心血铸“文集”
　　1981年，《论戏剧性》出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部著述围绕“戏剧性”这一审美概念，对“戏剧动作”、“戏剧冲突”、“戏剧情境”、“戏剧场面”等戏剧作品形式结构要素进行梳理分析，在探寻戏剧艺术内在规律的同时，对中国戏剧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求使戏剧艺术寻回其自身的品格。有人曾这样评论：“《论戏剧性》是内地第一部冲破权威意识形态理论‘反映论’与‘决定论’禁锢的著作，第一次将戏剧文本从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还戏剧艺术以自身特有的自主性。”
　　在随后的20多年间，谭霈生又陆续撰写、出版了《戏剧本体论》等理论著述，为夯实我国戏剧理论基础增添了一笔又一笔。
　　在今年的北京市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论戏剧性》、《电影美学基础》、《戏剧本体论》等6卷组成的《谭霈生文集》获得“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这部文集是谭霈生40多年对戏剧理论研究的思想集成，也是他的心血之作。评委会对《谭霈生文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该文集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所建树的理论体系不是以西方固有的戏剧理论为出发点，而是站在我国戏剧艺术的发展轨迹上进行的具有卓越贡献的全新创造。仅此一点，就使其具有了当今戏剧理论界最为突出的亮点。此外，在对戏剧经典作品的解读方面，也为戏剧学范围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为扎实的基础。
　　写了这么多理论书籍，谭霈生说，他靠的是自甘清贫、自甘寂寞，靠的是对戏剧的情感。搞理论的这么多年中，也曾有人劝说他写电视剧，比研究理论轻松，还有经济效益。可谭霈生总是坚决地拒绝，谨慎地把握自己，他说：“我不求赚钱，够用就行，有女儿给我买房子，我生活得很好。经历了‘文革’让我想明白一点，人要对自己写的东西负责。而现在，我更明白一点，人要对自己负责，要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我做到了这一点。”
　　有位哲学家曾说：“只有不断地反思过去的局限，才能找到未来的形式，如果一个人不反思，就没有未来。”这句话正是对谭霈生一生最好的印证，他在不断思考与反思之间，为戏剧理论添上了浓重一笔。
《中国文化报》2007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