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话剧《秀才与刽子手》风靡北京城，１６０元一张的门票被炒到２００元，卖票的黄牛因为市场火爆，将之和《茶馆》相提并论。
　　作为2004—2005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本奖评选的获奖剧目，《秀才与刽子手》不仅获得了业界的认可，被选拔进京参加“纪念中国话剧诞辰百年暨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更获得北京观众的青睐。
　　作为一部带有浓烈海派味道的黑色幽默话剧，《秀才与刽子手》到底靠什么制胜？多义的主题，绝妙的故事，精湛的表演，独特的舞美，这些元素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放眼话剧百年，《秀才与刽子手》对中国话剧有何贡献，叫好声中能有多大的市场巡演空间，艺术上还有什么需要进一步雕琢？这些问题值得探讨。这也正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于４月１４日召开《秀才与刽子手》研讨会的初衷。从本次研讨中，或许可以看出如何创新话剧艺术的一些端倪。
　　余林：话剧百年的标识性个例        
　　前一阵在北京对这个戏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没有形成文字。我曾经看过录像带，说实在的，看录像带跟在剧场看完全不同。话剧是剧场艺术，不是平面化的东西，这是我最大的感触。
　　把一个完整的舞台或者说把一个剧场的艺术状态用平面化的东西加以表述，有时候会伤害艺术的个性，甚至在某些点上会出现误读。
　　这个戏会出现两种接受状态，一种是看热闹，一种是看门道。关于热闹，《秀才与刽子手》营造了一个热闹的剧场，观众笑声不断，这已经从现场得到了反馈。关于门道，这是在笑声之后被唤起的某种认知和解读。
　　不管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在中国话剧诞生100年的今天，这个戏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文学状态，也标志着中国话剧舞台的表现状态。这台戏的标志性还在于它的学术价值，这使得它跟别的戏在解读形式上有所不同，而这也使其成为话剧百年的标识性个例。
　　我很重视郭晓男的戏剧，我认真读了他为这部戏写的文章。其中有两段话，秀才与刽子手，他们的命运与生活是悲剧性的，但悲剧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两个小人物，以“两个废除”为背景，提供了极致性的命运特征，展示出话剧中纯正的中国式黑色幽默。我以为，这就是这个戏所要表达的理想的状态，特别是极致的命运特征很有文化感。
　　极致的命运特征存在的本能就是病态，而把病态融入到戏剧中间去，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戏剧结构，或者说是戏剧生存文化结果。如果说这个戏的创作者不懂黑色幽默，那就太冤枉了，他们不仅懂，而且懂得很深，已经把黑色幽默的戏剧状态融入到中国戏剧里，难道还不懂吗？
　　这台戏具有黑色幽默的中国思维和中国解读，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深刻含义的戏，所以说在100年话剧当中它应该是具有标识性的个例。
　　第二点，这台戏很有形式感。不讲究形式是戏剧的悲哀，我认为戏剧从来都要讲形式。不是说戏剧是民族的节日么，那么节日不就是一种形式吗？这个戏追求形式美，它是艺术家耕耘劳动的丰收，舞台的整体状态包括布景、面具、形态、服装、光、色彩，这些都在创造美，这种美是艺术思维的追求。三个人物是个性化的，其他人物都是面具，这种人偶对应就是戏剧美的追求。
　　我们常常感叹中国戏剧特别是话剧反思的深度无法超越讲故事年代的制约，我们总在讲故事的制约中寻找自己的生存。故事当然需要讲，可你怎么讲？讲什么？还有讲故事的形式。这个戏在形式上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解读的因素。
　　第三点，这个戏的语言好。有语言魅力的戏剧是有文化的。作家把职业性、品格性、戏剧中反映的时代性，以及黑色喜剧本身的追求融在一起。三个没有面具的人物和有面具的一群人都有各自的语境，人偶有通用语言，但是又保存着语言的个性化。因此，语言在这里的表达是极其艰难的，但是剧中人偶的语言非常有层次。语言本身有很强的特性，但是也有它的通用性，怎么样把个性化、通用性进行语境的组合是这台戏极其巧妙的地方。它用民间的、民族的音乐语汇，构成一个非常绝妙的语言环境。
　　这部戏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我有两个小小的意见。第一，因为有面具，所以共鸣音比较多。第二，这部戏已经演了快50场了，我建议演员要更加严格，表演切忌刻意追求效果，追求效果的痕迹会伤害这个戏的美韵。
　　秀才的笔和刽子手的刀，这种比较使这部戏游刃有余，它有一种中国哲学的文化思考。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怎么保持人物化、剧情化，同时又让戏剧留给观众更多对生命文化的思考，是这个戏需要挖掘的很重要的方面。
　　一部有咀嚼感的戏剧，境界一定是不一般的，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让它更加完善。(作者系 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一级评论)
　　黎继德：一部民族化的话剧 （黑体小标题）
　　这个戏的出现让我们知道了话剧不完全是“话”，话剧名称的出现既规范了话剧又制约了话剧，这个戏把话剧回归到了戏剧里去，戏剧的各种元素都有。话剧百年出现这个戏是非常有价值的。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学术性，这个戏都具备，或者说，从故事、情节、人物，包括舞台效果等，这个戏也都具备。这个戏里的“黑色”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命运感在里面，这种命运是人生的无奈，但是这种无奈用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就不是一般的喜剧了，它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喜剧。
　　这个戏内涵涵盖极广，它提供了多重含义、多重解读，非常形而上，又非常形而下，雅俗共赏又大雅大俗。这个戏没有终极的解释，恐怕作者和导演也未必想给大家提供一个终极的解释，每个人看都不一样，这个戏提供了太多让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个戏很多内涵是通过两个人物体现出来的，其实，秀才和刽子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刽子手就是一个武秀才，秀才就是一个文枪手。这两个人达到了很高境界，一个是“杀人艺术家”，一个是“考试艺术家”，他们把这些当艺术来做。这是境界，也是学问。刀就是笔，笔就是刀，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我在解读当中，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这非常形而上。
　　这部戏又非常形而下，它是民族的、民间的，它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外在的形式老百姓非常喜欢，所有的喜剧性从这个戏的思想、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生存的环境、时代的变革当中呈现出来，这很好，不需要用其他的形式表现。
　　话剧百年走到今天，我们应该审视一下中国话剧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中国话剧和戏曲，一个是戏曲现代化，再一个是话剧民族化，或者本土化，这两个主题今天还在往前走。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戏曲的东西，包括表演、舞台，在这个戏里我体会到它不是简单的融合，我突然觉得它在解放话剧。1＋1不等于2，1＋1＋1更不等于3，加到5也不等于5，这个戏是有思想、有追求的，对艺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我们一直在讲话剧的民族化，这台戏就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民族形式。
　　在这个戏里，黄维若、郭晓男达到了相当自由的程度，表演者演得也非常舒服，甚至提供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有戏曲的神韵在里面，包括身段、台词、语调的选择，富有音韵性、节奏性、吟唱性。通过演员的表演，我们看到了戏曲如何解放话剧的表演。
　　(作者系 《中国戏剧》副主编)
　　季国平：展演剧目中的一道风景 （黑体小标题）
　　这是一部荒诞的社会人生剧，是黑色喜剧。我说它是人生悲剧，是因为它留给大家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思考。
　　我有三个方面的想法。第一，在荒诞形式下对人生和人性的独到揭示。剧本很有创意，也很巧妙。这个戏集荒诞和哲理，故事和情节融为一体，独特而精巧，达到了对人生和人性的揭示，不同角色的转换让人思考很多。第二，是人偶同台、虚实相生的呈现。人偶同台的表演是剧本规定的，这个有难度，目前来看，人偶同台表演的结合是完全协调的。第三，表演艺术的荒诞表象与真实人生的统一，写实与写意的统一。导演的理念受到戏曲的影响，剧目提供的东西和舞台呈现的手段与导演理念很关键，我们从秀才和刽子手的造型和贯穿的动作看到这一点。第四，舞美独到的设计风格以前很少见，不仅设计得有意思，而且舞美设计与剧情转换的灵动流畅是紧密结合的。
　　总的来说，这个剧目创作不容易，二度创作的难度更大，因此目前很成功。
　　在话剧百年展演的31台剧目中，这台戏可谓一道亮丽的风景。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舞台呈现，都是一个另类，有价值的另类。我们看到百年话剧里也有话剧向传统戏曲学习，这很有价值。
　　这部戏别具一格，是对话剧艺术的积极探索和创新。我看过以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后半场的秀才那条线比较充分，刽子手的那条线没有进行到底，或者进行得不够彻底。
　　(作者系 中国剧协秘书长)
　　邢大伦：在话剧百年中应占有一定位置 （黑体小标题）
　　日本新戏在进入成熟阶段前经历过模仿、改造、创造三个阶段。中国话剧今天是什么阶段？我认为，中国到了找寻自己民族化道路的时候了。
　　不管戏剧理念、对现代剧场的理解、审美原则和舞台的处理，这部戏都有研究价值。它是喜剧，实质上是悲剧。我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变革以后屠夫可以找到饭碗，知识分子却没有办法，生存很困难，值得思考，它的深刻性不亚于莫里哀。
　　《秀才与刽子手》蕴含了民族传统文化，又具有独一无二的审美样式，特别是视觉形式。黄楷夫很了解剧场艺术的造型美以及剧场艺术的语汇和语言。用什么造型，什么材料，要根据戏剧内容选择。这台戏的舞美让人一会儿感觉像民间刺绣，一会儿感觉像彩塑、泥塑，他把方方面面的造型元素综合起来，是民间艺术的综合，空间的处理既是话剧的也是戏剧的。
　　这部戏，我们可以看深，可以看浅，可以看热闹，也可以有深刻的思考。思考的方方面面和观众的经历与素质有关，每个人的联想都不大一样，现代艺术应该是多重性的。
　　话剧100年，这台戏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它代表了中国当前话剧艺术发展中值得重视的方方面面。京沪两地合作，海派的潇洒，外加严谨的思考，这都是很好的。
　　(作者系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报》2007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