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借母校建院75周年之际，向给予过我们教诲、帮助的老师及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舞台美术系1977级 马文海
我是班里第一个来报到的。
那是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七日星期一，正月廿一的黄昏，北京还很冷。
坐着学校的面包车，经长安街、天安门、交道口，到东棉花胡同时，天色已经转暗，街灯也亮了起来。
步入校园，迎面看到四层的灰砖办公楼，墙面大半被爬山虎的枝蔓覆盖着。
校园里和考试时一样安静。晚风中，只有一阵钢琴曲从办公楼前的钢琴房传来，轻快、悦耳，是车尔尼的作品第299号。
校园不大，前前后后的五幢楼房，只一转身，就可尽收眼底。
宿舍楼是一幢灰砖“筒子楼”，也是四层，墙面同样被爬山虎的枝蔓覆盖着。
“看到了吗？三层右数的第三个窗，就是你们的宿舍！”个儿不高的系秘书袁老师笑眯眯地说。
暮色中，只有二楼和三楼亮着几盏灯。浅黄色的窗框像是不久前才用油漆刷过的。
袁老师带着我，沿楼梯上了三楼，一边说：“我的女儿和你一班，叫袁明，明天的明，明天就来报到。袁明在东北当过知青，能吃苦。你们互相帮助吧。”
三楼楼道两旁的宿舍，有的关着门，有的敞开着。楼道里走动着几个新生，或提着暖壶，或端着脸盆，或握着墩布，给人以“新的一页从这里开始”的印象。
“你就住这屋，304。墙刚刷过石灰，日光灯也是新装的。”袁老师推开一间宿舍的门，拉了拉灯绳，说，“闭火也好用！”
1978年，学院东城校区学生宿舍楼304房间，作者插画
这间宿舍朝南，放了四张双层木床、四张书桌、四把椅子和一个书架。宿舍里开着暖气，并不显冷。
“咱们这儿是四人住一间屋。”袁老师说着，翻开一个小本的《工作日记》，说：“张翔一会儿到，是四川的。司子杰，山东的，同时考上了浙江美院，明天一早到，你跟着学校的面包车去接一下站吧。还有一个叫吴苹，北京的，估计明天也会到。”
我放好行李，看到床铺上铺着挺厚的草垫子，说：“这个，整得挺舒服啊。”
袁老师说：“嘿嘿，得小心里面的臭虫。”
我说：“袁老师没事儿，我抗咬。”
袁老师又“嘿嘿”笑了，说：“到时候你就知道臭虫的厉害了。你们明天到总务处领点敌百虫。”
我打开行李，展开裹行李的狍皮垫子，铺在草垫子上。
袁老师看了觉得稀奇，说：“嘿嘿，这可是好东西！袁明下乡到东北，老乡就给了她这么一张皮子。”
我把狍皮垫子铺在草垫子上，捋了捋狍皮的毛。
这时，楼道对门有了动静。我们探过头去，见一个青年怀抱一卷被褥，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袁老师问：“你是滕沛然吧？东方红汽车厂的电工？”
青年一咧嘴：“哈哈我是，袁老师啊，您还给我们监过考呢。记得准考证上是您的手迹！”
袁老师说：“喔，你们的准考证是我填写的。现在都用简化字，我就把舞台的舞写成了中午的午。”
“袁老师，我在东北那旮瘩还创造出不少简化字呢。”我说，“比如商业的商，里面去了八口；商业的业，去掉了一横；系统的系，绞丝少拐了两个弯儿；系统的统……”
我那时在百货公司写标语时，还真用了不少这样的字，整得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袁老师笑了：“那你得把造字的仓颉气晕了。”
我对滕沛然说：“滕沛然，老滕！彩画考试时我见过你。你那天是左撇子吧？那色儿、那味儿整得像曹达立！”
滕沛然说：“呦呵，行啊！记得准啊！我不光那天是左撇子，我自古以来就是。曹达立，那是我老师啊！”
我说：“怪不得。我是半个左撇子，半个右撇子，有分工的。”
这话把袁老师逗乐了，对滕沛然说，“你住对门，你们屋还有三个同学随后就到。”
学院东城校区学生宿舍楼，三楼右起第三个房间为文中的304室，作者当年的宿舍，摄于2012年
袁老师又翻开《工作日记》：“你们屋还有揭湘沅，挺少见的姓……还有袁庆一，他俩都是湖南的，同一趟车到。再就是北京的朱小冈，你们班最小的，刚高中毕业。还有俩女生，袁明、孙路，和二班的蔡蓉、黄其智住一间屋，在二楼。”
张翔的火车晚点，待他赶到宿舍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这会儿，我正躺在靠窗的上铺，举着课本学英文呢。
张翔穿了件米色卡其布夹克，三开领，很新潮。放下大包小包，他拣了我对面床的下铺，铺好被褥。
果然是来自天府之国，张翔不但有学者风度，还善摆龙门阵，摆起来还抑扬顿挫，像在演讲一般。摆了一会儿龙门阵，张翔仍兴致不减，便吹了一阵口哨，声音像军号一样嘹亮。
我困得哈欠连连，说：“老张，我困了，得眯一会儿。”
张翔说：“要的，要的！我也得眯一哈。明天接着摆龙门阵冲壳子！”
说“眯一哈”，张翔却举起《许国璋英语》默念起来，嘴巴一开一合着。
毕业25年后，作者与室友张翔重聚于美国德州，张翔工作室，摄于2007年
楼道里传出了鼾声，对门的滕沛然已经在大睡，我也很快就睡了。
天色渐亮，我们迎来了校园的第一个早晨。
窗外传来一阵轻缓的哼鸣声，是“儿童班”的同学在练声。
先是一个女声，过一会儿又加入了一个男声，又加入了另一个女声。
丝丝丝……衣衣衣……ba……ba……ba……da……da……da……
呜呜呜啊啊啊……
“玻坡摸佛得特讷勒”……
哼鸣声变成了绕口令《白石塔》：
白石塔，白石搭
白石搭白塔
白塔白石搭
搭好白石塔
白塔白又大
又变成了《八百标兵奔北坡》：
八百标兵奔北坡
北坡炮兵并排跑
炮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炮兵炮
又变成了《打枣儿》：
出东门，过大桥
大桥下面一树枣儿
拿起竿子去打枣儿
青的多，红的少
一个枣儿，两个枣儿
三个枣儿，四个枣儿
很快又有另外的同学加入。校园的操场上，哼鸣与吟诵此起彼伏，仿佛一颗颗青枣儿红枣儿落满了校园。
司子杰到了，拣了靠门的下铺，东西放在上铺。
试了试草垫子，司子杰说：“挺软，像俺插队时的谷草垛。”又说，“软卧，下铺。俺坐过火车，还没坐过软卧呢。硬卧上铺倒是躺过一回，是跟别人轮着躺的。这会儿一下子能睡四年软卧下铺，挺好！”
我说：“司子杰你先撤掉软卧，改睡硬卧吧，等我整来敌百虫再给你的铺位升级。”
很快，司子杰就在床头书桌前搭了根竹竿，又从背包里抽出块灰布，用别针钉了几条细绳，系在竿上，成了块不错的帘子。
我摸着那帘子，“你这是家织布，挺有质感啊！”
司子杰说：“俺这布是下乡那阵在临沂费县买的，是沂蒙山特产，也就两三毛钱一尺，好处是不要布票。”
学院建院50周年时（毕业18年后），作者与室友司子杰重逢于校园
中间做V手势者为作者，右一为司子杰，摄于2000年
楼道对门的揭湘沅和袁庆一到了。他们都穿着劳动布工作服，左胸印着四个白漆仿宋字：“安全生产”，是工厂发的“劳保”。他们讲着湖南话。
过了一会儿，朱小冈也到了。小冈八字眉，小眼睛，酷似挂历上的树熊，因为高中刚毕业，年纪太小，看起来有点懵懵懂懂的。他听不懂湖南话，插不上嘴，又不知该干些什么，就索性放下行李，“呵呵”地笑着。
这时，楼道里传来一声问话，明快的北京口音：“这儿是舞美布一的宿舍吧？”
一个肩背行李、手提画箱网兜的青年走了进来，一边说：“我感觉就是这儿了！”
“你是……”帘子后的司子杰探出头来，“我感觉你就是吴……”
“吴苹！”对门的滕沛然喊道，“垂杨柳三中教美术的是你吧？考试那会儿，你带去一张画儿，是一片大云！”
吴苹高个头，也是八字眉，却是大眼。他身后跟着一位短发女青年叫王兰，手捧一个大纸盒，上面画着高脚杯和箭头，还用红墨水写着：“小心轻放，勿压勿摔、防火防潮、切忌倒置。”
果真，纸盒里装的又是一幅《云》。
“好云！”大家交口称赞。
吴苹的东西多而杂。大家分吃了他的麦乳精，咂巴着嘴，意犹未尽。
吴苹见司子杰对面的床空着，说：“我就跟这儿住。”参观了司子杰的帘子，又改口说，“比起这帘子，我这儿少了点隐私感。”
毕业25年后，作者与文中吴苹教授在香港重逢
左一和右一为吴教授的学生，左二为作者的妻子梁上燕，左三为作者，左四为吴苹，摄于2007年
王兰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
大家哄笑了一阵说，咱们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挤上了末班车，“大家都厉害咧”。
又说起火车上人多，晚点一两个小时又没吃上饭，大家都觉得“我们那肚子都饥咧”。
张翔说：“这会儿来份韩包子赖汤圆钟水饺龙抄手啥子的才要得。”
揭湘沅说：“有碗炸酱面就不错了。”
袁庆一身高一米八二二，这时饿得弯了腰，弯成了一米五二二：“最好来点湖蓝咯腊肉。”
朱小冈感叹地说：“湖南是个好地方，腊肉都是湖蓝色儿，多新鲜哈。”
毕业26年后，作者与文中朱小冈在美国圣路易斯重逢，摄于2008年
大家说这些好是好，可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啊。
滕沛然说：“得，门口锣鼓巷就有油饼儿豆浆，油饼八分，豆浆五分，咱们去啜一顿？”
大家豪爽地说：“行啊，油饼豆浆，好吃好喝啊！”
张翔说：“要的。不过，我身上只有四川粮票，莫的全国粮票，人家不卖呀！”
其他几个外地同学纷纷说是啊，身上的粮票都是外地的。
滕沛然说：“得！我这儿有二斤北京粮票，够哥儿几个用了。”
滕沛然说的北京粮票，在北京使用起来，就相当于“全国粮票”。
说到粮票，我想起袁老师说过，外地同学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就要转过来了，食堂在西北角，校内吃饭还便宜些。又说对了，袁老师给咱们的校徽在我这呢。说着，遂把校徽分给大家。
班主任秦老师来了。秦老师穿一身笔挺的人字呢大衣，戴鸭舌帽，精神气十足。
“你们饿了吧？”秦老师说，大连口音，“先吃个油饼喝碗豆浆，星期天到我家聚餐。记得我家的住址喔，走路过去就行。”
秦老师的话令人愉悦。大家期待着星期天的聚餐，期待着“新的一页从这里开始”，以及无数个激动人心的校园日子。
钢琴房里又传来车尔尼的作品第299号，如早晨的阳光般清澈、轻盈、明亮，充满了生机。
毕业41年后，作者与同学揭湘沅在香港重逢，摄于2023年
